中衛產業行腳

昨天一早，在台北科技大學參加好友蔡裕慶董事長獲頒名譽博士的盛典，很榮幸能受邀作為兩位致詞貴賓之一，以兩段小故事分享蔡董這位標竿人物的「傳承與開創」：第一，在週六清晨的潭雅神自行車道旁，往往會看到一位不太像環保人員的壯碩男子，拿著掃刀一面行走、一面剷除雜草，這個身影是蔡董一貫倡議志工台灣（Volunteer Taiwan）的一個縮影。蔡董的志工當然不僅止於此，他熱心做介面志工，諸凡台伊（伊朗）、台印和許多台灣艱困的國際市場，都可見蔡董積極參與的身影；在產學這個界面上，蔡董也鮮少缺席，不完全是在為自己尋求嶄新的技術，而是透過他的鼓吹與奔走，促成更多研發成果的轉化。
　
第二，去年八月八日的一段交流，中衛中心高階主管一行十數人頂著大颱風天，又在父親節把爸爸們硬生生從家庭歡聚的場景中拉到台中，探討蔡董接收Cisco衍生的通訊廠商，對於智慧製造與工業4.0的應用可能。原本預計一、兩個小時的會談，一談就超過四個小時，原因蔡董隔天清晨要趕飛機到印度去，不得不把握當下。他的熱情深深感召我們，這種利他企業家精神（Altruistic Entrepreneurship）正是在這個全球經濟成長趨緩的時代所需。
　

近年來的經營環境詭譎多變，過去的預測工具往往失準，取而代之的是情境規劃（Scenario Planning），將願景以圖像、視覺化的形式展現來推估對未來的想像。與時俱進的康寧，在擺脫了餐具的品牌形象後，全力向資通訊領域挺進，五年前開拍A Day Made of Glass，隔年的續集中有一段醫療應用的片段，成為個人在闡釋虛實整合（Cyber Physical System）最佳的輔助教材。
工業4.0的精髓經過多年不斷的討論已越辯越明，就是以人為本的虛實整合，可實現由原料到最終消費的產品全生命週期追溯，並根據循環中的大數據所產生的決策輔助機制，許決策者一個更卓越的決策品質。工業4.0的標竿工廠安貝格工廠（有許多類似康寧A Day Made of Glass的傳達溝通影片），這些網路上的視頻一如「工業4.0」本身一般地具有爭議，有工具機業者認為那是一場騙局（銷售的伎倆），也有業者認真探索、對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工業變遷嚴陣以待。
德國安貝格工廠據稱在未增加現場員工、未增加廠房面積的產業升級中，產能成長為導入智慧製造（或數位工廠）前的六倍。一直以來心中都存有一個疑問，在全球景氣低迷的限制條件下，生產效率的提升不是導致做一休五（原本一年的訂單只要兩個月就做完了）？最近想通了一件事，這些製造資源絕不會閒置在那裡，從媒體揭露的產業革命中，可一窺這些強勢資源的流向。做電子的來做鞋子的報導，不知引發多少震撼？但製造資源跨業外溢現象逐步浮現，這些強勢產能將外溢至其他產業，導致進一步的產業匯流，造成弱勢產能的加速淘汰。據此合理推估，訂單的移轉在不久的未來，即將發生在意想不到的情境中。
2014年七月，德國梅克爾總理造訪成都，從國家高度牽成德、中的產業合作關係，並為了西門子在成都的智慧工廠在中國大陸的行銷造勢。這座100%複製德國安貝格智慧工廠的成都智慧工廠是西門子在亞洲最大的現代化數位工廠，藉由研發、生產、訂單管理、供應商管理及物流等整個價值鏈中集成IT系統應用，實現整個工廠價值鏈的自動化控制和管理。這下有意思了，西門子不僅以CPS連結虛與實，也以CDS連結中與德（China and Deutschland），有夢最美，希望相隨。
過去的製造排程多限於單一廠區，工作站之間的工序連結若能以各種管理手法與工具（如PLC）進行調整與配置，即能發揮彈性生產的客製化優勢。西門子這天外飛來一筆，無論想在中國爭取更多數字工廠的訂單，或是背後有更宏偉的圖謀，都徹底顛覆過去對製造排程的想像。可能的情境是，西門子的製造私有雲可以跨國境地調度位於德國與中國、但100%複製的製造資源，這種互聯網＋的製造彈性，將挑戰物流、關稅、國家主權、區域經濟佈局與未來的國際貿易。
如果，西門子在美洲大陸上也建置一座100%複製德國安貝格的智慧工廠，藉此滲透NAFTA，西門子在全球的製造霸業就上升到了國際企業理論中全球企業（Global Firm）的境界。製造、物流、服務的資源可自由移動於各個廠區，根據最優化的資源配置方法，由雲端的決策下指令給控制器，管理一切產銷與服務的流程細節。更進一步，這些優勢資源不甘於做一休五的折舊攤銷，將接單的努力伸向非傳統業務時，這個全球佈局的製造大軍所展現的跨越體制（海關）、跨越產業（數位顛覆）與跨越虛實（雲端控制指令實現全球資源配置優化），將所向披靡在全球各個市場中的淘汰抱殘守缺、來不及升級轉型的業者，同業與異業。
屆時，二十世紀以降的全球經貿體系將全面被重組，過去，台灣努力嵌入的全球製造網絡也在供應鏈關係大量洗牌中，WTO、APEC、TPP或RCEP這些複雜的政經網絡與版圖，將被科技佈局徹底顛覆，體制創新與科技創新的競逐，實在令人抓不到其中的均衡點。夢醒時分，真希望安貝格狂想曲只是南柯一夢，但，倘若這就是全球產業的下一站，台灣會好整以暇的在那裡等候？或，氣喘噓噓的努力追趕？當下，將是關鍵！

商業週刊一連兩週戳了多數人都不敢戳的產業真相，在這個秋老虎肆虐的季節，將機械產業的冷氣團延續到上週的製鞋業，對台灣產業的觀察與應變似乎提前進入嚴冬。當大家關注的是雙十國慶演講內容或十一月美國大選結果時，令台灣難以承受的產業噩耗接二連三地出籠，短期應急與長期投資已形成產業政策的兩難。如同當年美國高爾副總統在爭取大位未果後，拍攝的紀錄片Inconvenient Truth（不願面對的真相），願不願意面對、願不願意戳破？都已不再重要了，氣候變遷的議題在多年後成為全球協力的改革方向。反顧台灣的產業前景，在媒體披露的訊息中，產官學研在這些殘酷的真相被揭露的同時，只有就此投降與積極迎戰兩個極端中尋找突圍的策略。
近來，針對政府該在產業政策上著力多深的討論所在多有。反對者認為，針對風起雲湧的市場與產業變動，傳導到政策時究竟已有多少不合時宜、不切實際，不無疑義！但業界大老仍對產業政策抱著期許：台積電共同執行長劉德音提出的具體建議包括，政府對產業政策要有正確選擇，產業升級要跟先進國家多交流；友達董事長彭双浪則呼應去年工總白皮書，台灣目前不只有五缺（錢、人、地、水、電），更重要的是再加一項：欠缺「產業政策」；聯發科董事長蔡明介認為在重要的趨勢產業如人工智慧方面，產業政策在經費與速度上都要再加碼。產業政策的窘境在於即便是巧婦，仍難為無米之炊！金融業在新一波的產業競爭中如何更積極扮演嶄新的公私協力角色，值得關注！
台灣的財政實力近年已大不如前，即便把過去產業政策的一雙手（租稅與獎補助）結合起來好好施展一番，恐怕也會要從二十年來巨變的國際擂台上敗下陣來。租稅在這個時代已成為各家撻伐的轉型不正義來源，杯水車薪的獎補助對亟需全面提升、系統建構的台灣產業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租稅優惠的政策從過往的「促進產業升級條例」蛻化為鼓勵創新的「產業創新條例」，最新修訂日期為去年十二月底。三季過去了，經濟部再度翻修的內容，包括企業海外盈餘匯回從事實質投資給予免稅，及投入智慧化、新的機器設備採購可適用投資抵減優惠，似乎為五加二創新產業鋪路。修正案雖已報行政院，但財政部一如過往地持保留態度，可見得其中籌措財源因應產業創新的需求有多麼龐大與複雜，其中關注的焦點有二：一是財務、二是創新。這個修訂的方向絕對正確，關鍵在於二者如何融合？尤其是投資創新是投資當前的競爭力與國家的未來，因此，無論根據馬可夫鏈或演化經濟學的觀點，當前的財政資源堪稱為未來國力的命脈，不得不做大幅度的翻修，才能擺脫過往政策的慣性。
巨變時代的政策思維宜由間接效益與人才加值兩個面向深化對產業創新的影響。首先，金融業過去與其他產業的連動性多處於融貸的關係，利息等少數傳統標的似乎是聯繫著金融業與其他產業最重要的商業模式。直接補貼的政策思維需要構思如何攜手金融業、發揮槓桿的間接產業效益，由政策（以及政府背後那些智庫）扮演挖掘溝渠的導引角色，將台灣龐大的資金活水引流到迫切全面提升的台灣產業創新中，而非小打小鬧地補助廠商。以小則幾十萬、大到千萬的研發經費挹注，努力或多或少有一些成果，但每次要檢討對社會與經濟的貢獻度時，往往要靠文字的功力來渲染無法體現的即戰力。在當前不斷被顛覆的產業規律中，邊際貢獻早已不符時宜、也不值得政策的補助支持，目前政府推出的旗艦計畫方向無誤，但沈溺在既有慣性中的申請內容令人擔心只是另一個循環無差異的資源分配。
其次，數位匯流引發的產業匯流，並未反應在人才政策上。當生產電子的廠商一躍而入、與生產鞋子者競爭時，未來任何產業界線都將模糊。台灣產業人才嚴重落後的「數位素養（Digital Literacy）」將成為邁入新世紀的最大障礙。又，倘若高科技應用如機器人者未來將大量改變金融業的人力結構，這些人力需要「懂」產業，才能有效打通金融市場與服務在內的商品市場的任督二脈，找到人才的出路，也方能促使人才在新一波的產業革命中發揮附加價值、協助產業發展。
台灣現在需要致力拆除產業發展的障礙，同步創造產業發展的攻擊性，時間不多了，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今年諾貝爾醫學獎得主大隅良典受媒體採訪時講了一句智慧之語「拓荒比競爭有趣！」，在桂冠的光環下，尋覓藍海的創新得到了諾貝爾級的背書。創新的觀念與道理其實不難，但是台灣廠商落實吸收創新的風險、邁向創新的步伐仍顯得躊躇。雖然在全球經濟低迷的當下，創新成為帶動經濟成長與社會發展的主要動力，但政策鼓吹得殷切，廠商在升級轉型的力道卻嫌不足。上週四出刊的1508期商業週刊顛覆四年前黃金縱谷報導，大度山麓的60公里如今褪去鉛華，主因仍在於未能掌握時機、擁抱創新，同時也未能掌握趨勢、超越自我。
　
這個警訊其實不盡是針對機械產業發出的，台灣的產業在面對國際競爭時，在創新上的落後，已經落入了普遍性的「中等生陷阱」。大前研一預言的M型崩壞，如今竟如此殘酷地落在台灣的各個角落，令人不寒而慄。過去，台灣廠商大量倚賴國家創新系統，由研發法人所提供的共通性技術研發後，再進行差異化的加值，勉強在國際競爭中未落人後。但近年來研發法人的技術領先程度屢遭質疑，同時在轉換效率不高的困境中，整體創新系統的公共投資已難有效提升業者的國際競爭力，這個衝擊對中小企業尤甚。僅倚賴微薄的企業研發支出，台灣在這一波不斷被顛覆的創新浪潮中，挑戰日益加劇。
　
但在一面倒的創新訴求中，不得不分析創新對就業、分配與年輕人未來的影響。眾所周知的創新風險，正隨著互聯網+的威力不斷上升，過去受限資訊傳播的速度較低，創新的生命週期可延續較長的時間。但在目前的市場上，想要推出長青的產品或服務，挑戰越來越大。中國大陸在李克強總理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號角聲下，堪稱萬頭鑽動，相對也牽動了台灣年輕人欲登陸、一展長才的神經。但創新與創業具備著排斥性，若不熟悉市場的規律，憑藉著一股激情與幹勁，固然值得稱許，但當交易成本變成機會成本時，時間成為最大的創新風險。
　
投身創新與創業者可劃分為三類。第一類當然是所有人夢寐以求的族群，經過一番奮鬥後事業有成的人生勝利組。第二類則為恐懼創新風險而不願離開舒適帶的人，最後的結果可能被整個系統的改變所淘汰。尷尬的是介乎其間的另一群人，雖然勇於嘗試創新（或創業），在這個艱困時代中要能拔尖，付出的心血與承擔的風險遠超過去，倘若沒有追到夢想，最精華的年輕歲月已不復返；想要從創業重返就業的軌道，路途也異常坎坷。基於交易成本變成了機會成本的考量，許多台灣年輕人苦苦地陷於小確幸的框架卻無力自拔。
　
最近聽到一個25歲大男孩的故事，父親為了培養大男孩的體育技能，在家中架設了球桌與兒子對打，甚至請了國家級的教練來訓練，讓大男孩練就了一身乒乓絕技。在矽谷實習時，來自巴西的同事邀請大男孩對打，大男孩的球技令對方招架不住，打著、打著，幾次下來就無聊了。為了在自己必勝的球局中找到意義與樂趣，大男孩轉念一想，「讓球留在桌上」成為每一手攻防的目標。當贏球不再限制大男孩的球技時，乒乓再度成為充滿激情的對打與享受的樂趣。顛覆運動賽事的動機與目標，也顛覆了心中的遊戲規則。許久之後，大男孩回到中國大陸展開自己的教育事業，今年利用十一長假，回杭州的家裡，老爸把塵封已久的球桌攤開，父子開打新一輪的乒乓賽局。
　
如果乒乓球賽的分數勝負是資源的限制條件，一方得分意味著另一方失分，在未經創造、把餅做大的競爭中，所有的分配就會造成競逐資源的緊張關係。資本主義在二十一世紀之初已現強弩之末，競爭的硬分配已不適用於新世紀的發展規律。無論任何對打的賽局，在得分與勝負的固定前提下，唯有透過創新與創業才能加賽，也唯有在延長賽局中才能找到翻轉的機會。
　
全球近來在摸索分享經濟、循環經濟等新世代的模式，都試圖「把球留在桌上」，讓賽局繼續下去，嘗試觸發新的產業規律。這些「把球留在桌上」的賽局，有些會發展出另一套遊戲規則，更多的是改變既有的遊戲規則，兩者都值得台灣的業者深入瞭解，大膽假設並小心求證。

根據一項最新的美國研究，出乎大家對美國企業的刻板印象，家族企業佔美國的企業90%，雇用了80%的勞動力，其中只有40%順利從第一代交棒給第二代、第二代順利交棒給第三代的只有12%，南加大馬歇爾商學院（Marshall School of Business）家族企業學程主任Ken Ude談到，隨著嬰兒潮世代的逐漸高齡化，跨世代的傳承已構成了嚴峻的產業考驗。一位香港家族企業的第三代在演講中分享全球綜合性的經驗，只有30%順利從第一代交棒給第二代、第二代順利交棒給第三代的只剩12%，從第三代順利交棒給第四代者大約佔3%、超過四代的企業傳承成功率只剩0.1%。兩者的分析樣本不同，但結果基本上都指向企業與家業傳承的高難度。
　
在歷史狂潮中，向海外發展的必然趨勢使得台灣廠商過去三十年在中國大陸產生許多效應：第一，台商在沿海省份成為中國大陸開放改革最重要的催化劑；第二，台商在沿海省份的經營十倍、甚至百倍於台灣當年的規模，也鞏固了台商在國際供應鏈的關鍵地位；第三，如同鴉片一般，台商陷在既有的經營模式中，接二連三地錯過升級轉型的機會；最後，這個慣性造成台灣廠商忽略了二十一世紀的新興機會，如互聯網與移動這兩波對產業的顛覆，已逐漸從領先群落後。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剛過一半，台商總結了三十餘年的海外征伐，繼續再戰？或是，獲利了結、返台頤養天年？已構成海外台商經營最大的決策，而重中之重的風險出現在「接班」的順利與否。
　

根據一項最新的美國研究，出乎大家對美國企業的刻板印象，家族企業佔美國的企業90%，雇用了80%的勞動力，其中只有40%順利從第一代交棒給第二代、第二代順利交棒給第三代的只有12%，南加大馬歇爾商學院（Marshall School of Business）家族企業學程主任Ken Ude談到，隨著嬰兒潮世代的逐漸高齡化，跨世代的傳承已構成了嚴峻的產業考驗。一位香港家族企業的第三代在演講中分享全球綜合性的經驗，只有30%順利從第一代交棒給第二代、第二代順利交棒給第三代的只剩12%，從第三代順利交棒給第四代者大約佔3%、超過四代的企業傳承成功率只剩0.1%。兩者的分析樣本不同，但結果基本上都指向企業與家業傳承的高難度。
　
在歷史狂潮中，向海外發展的必然趨勢使得台灣廠商過去三十年在中國大陸產生許多效應：第一，台商在沿海省份成為中國大陸開放改革最重要的催化劑；第二，台商在沿海省份的經營十倍、甚至百倍於台灣當年的規模，也鞏固了台商在國際供應鏈的關鍵地位；第三，如同鴉片一般，台商陷在既有的經營模式中，接二連三地錯過升級轉型的機會；最後，這個慣性造成台灣廠商忽略了二十一世紀的新興機會，如互聯網與移動這兩波對產業的顛覆，已逐漸從領先群落後。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剛過一半，台商總結了三十餘年的海外征伐，繼續再戰？或是，獲利了結、返台頤養天年？已構成海外台商經營最大的決策，而重中之重的風險出現在「接班」的順利與否。
　
台灣自二戰後啟動的工業化進程，已超過七十年，由於各產業挑起經濟大樑的年代不一，各產業面對接班的挑戰也不一致，但總的來說，台灣廠商目前普遍遭遇的接班挑戰都不小。可能是G1到G2、也可能是G2到G3、甚至更多代的傳承，家族企業若無子嗣繼承，如何面對家族、事業與財富的三角糾結與永續挑戰？多數企業家大概都把傳承相關工作放在急迫的當下挑戰之後，因為一旦涉及家族的決策，就會有千絲萬縷、家人親情的為難，剪不斷、理還亂，就索性緩處理，但也因此引發了後續更多、更大的問題。家族的問題若擴及企業的經營與財富的傳承，小則影響家族或事業的個體面、大則衝擊產業甚至經濟發展的總體面；若結合資本市場的因素，目前許多台灣企業傳承的挑戰，已逐漸影響至台灣產業的整體發展，不得不慎。
　
在家族傳承的經典中，香港李錦記的案例是不斷被剖析的一個。李錦記的一代、二代到三代的傳承其實相當坎坷，但在第三代到第四代之間卻實踐出了驚人的傳承架構，使得李錦記集團脫胎換骨，足證事在人為。李錦記除了傳統食品產業，更於近年在生技領域大放異彩。第三代經營者李文達先生是一位書法的愛好者，受唐代大書法家顏真卿名句的啟發：「修身豈為名傳世，作事惟思利及人」，為其苦思傳家的核心價值找到了定錨之處。第四代的李惠森根據父親，於2012年出版的「思利及人的力量」一書中詳細闡釋李錦記的經營智慧，如其醬料為中華美食增添的滋味，思利及人的智慧也為華人家庭、企業與社會增添了許多難以忘懷的滋味。每季召開、為期四天的家族會議，成為這個家族凝聚、價值分享與創新、企業重大決策的關鍵時刻，成功地演繹了所有企業家心中念茲在茲的傳承。
　
為慶祝成立二十週年，台大EMBA於九月底邀請了香港中文大學范博宏教授演講，也正式成立了「家業長青學會」，堪稱精準掌握時代脈動與產業需求。傳承研究與課程傳授在國外已有相當基礎，但台灣在相關領域仍屬起步階段。業界的朋友或有涉獵，但可能觀照的層面仍不全面、也難深入，無論家族關係、企業經營或財富配置，都有許多敏感之處，尤其是處理家族關係的這一區塊，有太多不為外人道的。如何積極面對、細膩耕耘、長期經營，具備許多超越法律考量之上的面向與內涵，若不從劍及履及地從當下慎始，風險將存在於家族、企業、產業、甚至經濟的永續之中，值得有識之士共同努力。

最近一位我指導論文的EMBA學生來和我談論文進度，我請他以國家實驗研究院的醫材創價聯盟為案例，探討開放式創新的可行性與其困境。在產業追求創新與創造價值的當下，在台灣發展了超過三十年的生技產業，一般咸認較具備發展機會的應屬醫療器材，近年來在新創團隊前仆後繼地投入與傳統產業的積極轉型下，看到許多有趣的契機。尤其在陽明大學鄭誠功教授所搭建的國際平台上，看到資金、技術、人才到市場、通路與品牌的全面集成，對於台灣醫材產業的發展展望，充滿了樂觀的期待。
　
我有幸於三年多前加入服務了三年的國家實驗研究院，見證了國家科學委員會轉型科技部的歷程。三年在國研院協助營運面、對接產業的付出也見到初步成果。國研院目前轄下的十一個研究中心，上天、下海的多元涵蓋面讓我有機會接觸了過去不曾接觸的環境科學領域，這些與台灣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災害，在科學家們長期的投入下，已具備許多預測與防治的治理能力，若能在產業化的成就再上幾個階梯，將對整個人類面對環境永續的堅韌度（Resilience），產生顯著的貢獻。而在台灣尚未推動工業4.0相關的工作期間，我即有機會與「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的大數據團隊一起規劃物聯網的生態體系，結合國家晶片系統設計中心、國家奈米元件實驗室與儀器科技研究中心這些國家關鍵科技資源，一起擘畫台灣高度可行的物聯網生態體系。
　
儀器科技研究中心之下的生醫組於多年前開始投入對醫材相關的核心設備建置，近兩年在硬體逐步到位後，與國家實驗動物中心聯手集結了國內外二十個單位，其中包括經濟部研發法人單位、國際驗（認）證單位、醫療教學中心（人體實驗）與財務融資（創投、私募等），提供創新研發的團隊一站式的服務。台灣的技術實力雄厚與創意十足均為優勢，但對外部法規與驗證條件的不熟悉造成開發時程的大幅耽延，因此，國研醫材創價聯盟所發揮「開放創新」的基盤功能，已經在過去一年多來發揮了相當大的正面影響。國內外的相關專家造訪竹北基地，都嘖嘖稱奇於台灣獨步全球的平台。當醫材創價聯盟將創新團隊的發展障礙內部化（對研發團隊而言是外部化），將各團隊所面對的共通挑戰，以開放實驗室的形式，輔以符合國際標準的軟體平台，與衛福部的法規與經濟部的標準同步，都得以降低開發時程、成本與風險，為台灣醫材產業的發展提供強大的推升動能。
　
這個平台也提供了傳統產業轉型的契機，慕名而來的東台精機近年來積極朝向航太與生醫等高值領域發展，研發的基層製造機台已於七月進駐竹北基地，與世界級的Renishaw機台裝置在隔壁實驗室進行標竿測試，中鋼的孫公司鑫科已於今年上半年成功測試鈦64線材，成為台灣第一家通過國際認證的公司。點點滴滴、宣揚或不宣揚的成就正以滾雪球的速度吸納巨大的研發能量，成為我國蓬勃發展之醫材產業的初熟果子。而初試啼聲獲得學研與業界認同，跨過動能門檻的國研醫材聯盟，吸引各方英雄豪傑的參與，若成功結合新創團隊與轉型的傳統業者，這兩股力量將轉化台灣醫材產業國際競爭力，進一步協助傳統產業成功轉型。
　
倡議開放創新的Chesbrough教授這些年來不斷地調整他的理論，主張多著墨在非營利的領域（或在技術與產品開發初期，尚未涉及市場的TRL-5以下階段），開放不涉及開發或商業的競爭，合作夥伴間的矛盾未起之先，開放創新的成功率應較高。台灣一九九〇年代在國際上頗負盛名的國家創新系統，為台灣目前少數仍具競爭優勢的半導體產業奠定了最重要的根基，工研院電子所和鈺創半導體在工業局的「次微米計畫」支持下，1993年聯手在壓縮的時程中成功開發出0.5微米製程技術，為台灣二十多年來的產業留下一支關鍵的命脈。這些國家創新系統所鋪設開放創新的契機，有待廠商攜手開放創新的機制，為自己在商品化（或產業化）的新局。無論當前的醫材與二十年前的半導體，甚至目前仍在致力突破的其他產業，公共科技資源的轉化效率是開放創新的關鍵目標；體制與機制上的創新與人才職涯的長期規劃，都將影響開放創新模式的選擇與效能。

開放創新（Open Innovation）自2003年被提出以來，從觀念到實現之路途遙遠，而且年輕世代對開放的接受度已逐漸撼動既有的慣性，因此，對經營者而言，To open or not to open, that is a question.而這個決策所面對的優劣分析，已經複雜到難以理性判斷的地步，擁抱風險者自然大步邁向這些創新的選項，遭遇困境時再見招拆招；而規避風險者則自然地推論其中的窒礙難行，會不會淹沒在新興的浪潮中，仍是保守主義者心中的陰霾。
　
對於開放創新的倡議，十多年來的確有一些成功的實踐案例，例如，P&G的C&D（Connect & Development），寶僑以其產業中的廣泛觸角，往外伸向各種利害關係人，並吸取其智慧與資源，在新產品發展方面成為典範。一方面可以由外部資源提供更深刻的市場洞見（Insight），另一方面又可以大幅縮短開發的時程，就方法論而言，頗具設計思考的架構，因為內部的設計師或產品開發工程師使盡洪荒之力去探究同理心，不如讓身為當事人的消費者自己敘事，將內心的悸動與苦楚表達出來。多數消費者可能不擅表達深層的想望與渴望，此時具備人類學家功力的引導人員，適時出招發揮汲引的效用，應可竟其功。若再輔以逐漸熱門的大數據決策分析，廠商在創新之際的工具堪稱不斷推陳出新。
　

G20杭州峰會公報第三十條堪稱是本屆峰會的亮點：「歡迎二十國集團工商峰會加強數字（數據）貿易和其他工作的興趣，注意到其關於建構全球電子商務平台（eWTP）的倡議。」eWTP的架構得到主要國家與國際組織的認同，得以寫進G20公報應歸功於中國大陸電子商務龍頭企業阿里巴巴董事會主席馬雲過去一年多的遊說。互聯網+的威力龐大，有如黑洞一般地將各種人類活動吸入，國際貿易一旦被吸入，eWTP在未來勢必再度挑戰數位主權（Digital Sovereignty），在海關關務上對於數位國家的定義產生嶄新的衝擊，並再度締造顛覆式的時代創舉。
　
但，這個想像真有那麼容易實現嗎？技術上，應無疑義！但在快速碎片化的國際關係上，錯綜複雜、彼此糾結的政治、軍事、經貿、產業關係，並不如科學理性那麼容易梳理。各國領導人在G20杭州峰會中煞費苦心地安排會面，就反映了政治上兩手策略的運用，與各國努力粉飾和諧背後的較勁。因此，各國領袖在反全球化的浪潮中，端出了跨境電商的替代方案，是否真能舒緩各國國內就業與所得的壓力，考驗著接下來的線上與線下貿易匯流的努力與成果，是否真如馬雲所勾勒的美麗新世界。
　
若一切都如理性主義和科學方法的預測，社會科學就無用武之地了！過去從技術面出發的技術擴散與採用模式，2000年電商泡沫化後的十六年間，中國大陸電商迅猛發展，儼然成為全球電商的典範。但若忽略中國大陸的基礎環境不完整，龐大的市場真空（意味著西部驛馬車般的探險少有阻力）成就了各種新興應用的背景，誤以為阿里巴巴、京東的經驗是輕易可以複製的，就過度簡化各國市場的差異，以及錯估跨境電商在後續國際貿易的影響力度。各國在電商發展上的速度不一，多少反映了不同社會間的集體心理狀態落差，遑論跨國電商的文化差異。
　
海關代表一個經濟體的主權宣示，實體貨物的進、出口象徵著經濟實力，也透過關稅投射產業政策。如今，跨境電商有如無政府狀態地肆意進出，科技已大幅超前法規體制的節奏，不斷改寫國家疆界的定義與商業交易的單位。中國消費者不僅在實體商店買遍全球，更因為不信賴自家平台的商品品質，觸發了跨境電商的商機大爆發，以德國電商平台為例，消費者依國家別統計，中國消費者位居榜首。在互聯網+的消費者王朝中，各國海關所保障的稅務與所揭示的產業政策，在在面對被顛覆的挑戰。而因應跨境電商所發展出來的服務業，也在快速重組全球供應鏈的生態。
　
被顛覆的挑戰在全球服務貿易的快速升溫中，體制與創新之間陷入更複雜的矛盾中。服務的國際貿易，知識經濟中顯得錯綜複雜，四種模式對國家統計服務貿易的難度不一，更困難的是業者與政府在面對服務貿易時的策略或政策制定。跨國提供服務(第一種模式)、國外消費(第二種模式)、設立商業據點(第三種模式)、自然人呈現(第四種模式) 中，第一與第二種模式的統計係根據國際收支平衡帳，未來若加上區塊鏈或升級版的R3，分析的複雜度與困難度將與日俱增，也平添了設計新服務模式的空間與管制的難度。而自然人呈現如何與其他跨境的活動區隔，精確統計貿易資訊，迄今仍屬灰色地帶。
　
根據今年七月一份Luth Research的報告指出，令人愛恨交織的寶可夢採用率（Technology Adoption Rate）為9.7%，科技擴散的速度把前輩Facebook與Google遠遠地拋在背後；更嗆的是，使用黏著的時間比起第二受歡迎的App臉書超過35%。不過，這股抓寶風潮在一個半月後的當下逐漸降溫，也令臉書鞏固霸主地位的危機處理中鬆了一口氣，再度見證新商品與服務的生命週期如流星般地短暫。一項新的科技產品或應用，以前所未見的速度被擴散，過去在技術擴散的研究中廣泛被運用的貝氏定理（Bayes Theorem），可能在數位與虛擬的商品中也被徹底顛覆。
　
林林總總的貿易契機與障礙，還未論及混合動力的貨品與服務貿易。我國塵封已久的「製造業服務化」，若能有效提升製造業的附加價值、掌握使用者反饋、與滿足全週期的需求，將以新形貌的國際貿易改寫產業的機會與挑戰。如何以O2O架構發展出更強大國際貿易的動能，考驗著每一個產業的利害關係人，也決定了未來經濟發展的重要環節。

最近利用時間觀賞了TED今年在加拿大班夫舉行的峰會內容，其中Don Tapscott以How the blockchain is changing money and business為題的演說，給我許多啟發。Tapscott是一位成功的企業家，並將他對企業環境變動的敏銳觀察與真知灼見，轉化為書籍與演說，這位年近七十的作家正以更大的影響力開闊我們的視野與行動。他過去二十多年出版的書籍包括Paradigm Shift (1992), The Digital Economy (1996), Growing Up Digital (1998), Digital Capital (2000), The Naked Corporation (2003),和Grown Up Digital (2008)，光看這幾本書名就夠嗆了，尤其是1998正在成長（Growing up）的數位，到2008已經長成（Grown up），他以科技轉變社會的先知預言人類的下一個進程，語彙和內容都充滿了驚悚。
　
演說的主軸是「區塊鏈」，這個一年來廣受注意與探索的金融科技主題，見仁見智，但在演說的後段提及與文化、創意相關的內容卻激發了我的想像。許多人都對政策的不延續感到沮喪，2002年喊得震天價響的文化創意產業，歷經十四年的發展後，似乎難以引發施政者對此區塊（Block）的關注，可能原因有二：一是產值太小，對於有感的施政難有顯著的貢獻；二是這個產業在多年的發展後，似乎仍難有具體可以定義或衡量的指標，在眾說紛紜下，矮化、窄化與醜化成為這個「產業」的特徵。但不成為兆元產業的小微產業依然蓬勃地發展著，且以其強大的滲透力，跨產業以間接效益轉變各個產業的體質與可能轉化產生的競爭力。
　
文化創意產業（或全球首先在英國倡議的創意產業）有四根支柱：源自創意或文化積累、透過智慧財產之形成及運用、具有創造財富與就業機會之潛力、並能提昇整體生活的產業；其中前二者為手段、後二者是目的，最缺乏投入的應屬智慧財產的形成及運用這個關鍵的手段，卻在Tapscott的演說內容中讓我觀賞了另一片天空的美景。過去多年，多數人仍拘泥於創意的展開，但這個必要條件並不足以讓商業價值與產業化發生，轉換的機制在於是否具備財產的要件，以及無形資產的保護，之後才能在商業操作中放大其創造財富與就業、提升生活品質的效益。可惜，過去關注文創產業者鮮少在此領域琢磨，智慧財產權的專家把注意力多投在專利，對著作權（或版權）這個在數位時代更形重要的法律架構、軟體與應用凌駕硬體價值的時代，忽略版權的後果可能是另一個十年的失落！
　
個人過去對區塊鏈的粗略了解多停留在金融創新的領域，但聽了Tapscott的演說，發覺連財產權、甚至全生命週期的法律履歷都被涵蓋在區塊鏈裡，據此推論，產、銷、人、發、財、法都被區塊鏈串在一起了，各種產銷活動的足跡都可以嶄新的資訊挹注新的附加價值與從事營運模式的創新。或許物聯網革命一書中所說的「邊際成本趨近於零」就在科技不斷推進中，顛覆所有過去的競爭架構，讓過去有如天價的智慧財產權保護成本趨近於零，也促使以創意維生的小微企業可尋覓到保護智慧財產權的康莊大道，一舉突破過去創意工作者難以募資，創意無法有效獲得體制的保障，也可嘗試以O2O的嶄新模式跨界擴大效益，若加上版權保護的低廉成本，創意經濟將在架構區塊鏈的網絡上，進入另一階段的爆發期。未來經濟發展的最重要燃料，創意，若在權力確保與產權轉化的新體制催化下，甚至就在輕而易舉的彈指之間（One Click）實現資本化，爆發力不容小覷。
　
台灣若沒趕上這兩股力量的匯流，將流失大量原生的創意給威力強大的外來種區塊鏈，流失的速度將會比當下的人才、資本與技術更快。創意，來自於人；但實現創意的平台在互聯網+的襲捲下已經徹底被轉化了，過去創意所依附的工作流程在區塊鏈附加的產權交易轉換下，展現了前所未有的風貌，當然，挑戰也接踵而至。創意人過去引以為傲的靈光乍現，若能結合先進的資訊元素，架構出新的工作型態，創意資本化的流程將在全面去中間化的顛覆下改變既有規則，對既有產銷活動產生劇烈的衝擊。人才、創意、營運模式這一個、一個各自演化的區塊（Block）正在以出人意表的方式，被互聯網串成各種鏈（Chain），破壞了既有的產業鏈結、產生新型態的區塊鏈，這或許不是區塊鏈的原解，但從資本運作回溯、拉動創新，各種技術與產業的匯流也將觸發全面的典範轉移。

受人津津樂道的Michelle Obama民主黨全代會的致詞，When they go low, we go high.與這幾天的餐敘及密集拜會智慧機械業界高層，不謀而合，彷彿歐巴馬夫人演講的最佳見證。

最近受中小企業處委託，在北、中、南、東（宜蘭）舉辦了四場「發現中小企業、創新設計新契機」系列研討會，就不同主題向產業界的朋友推廣設計的方法，其中我認為智慧設計、綠色設計和通用設計這三個主題訂得非常好，不僅推介全球新興挑戰在近年來引發了設計方法的變革，也更強烈凸顯扣合第三波再工業化的主軸：以人為本。
　
三十六年前，我進大學唸工業設計，在大多數人尚未聽聞工業設計這個專業時，多數長輩詢及我的專業時回答說：「歐～你唸工業工程。」久而久之，我也見怪不怪了。二戰後，全球的工業重新出發，在以滿足民生需求為優先的年代，製造效率是至高無上的經營準則。但是以一九七〇年代為分水嶺，刻畫出了供不應求和供過於求兩個時代的差異，全球化資訊社會的開頭，迄今的三十多年歲月，工業設計也從早年只滿足工業產品的大量生產，到目前需要以「關懷」作為出發點的新型態設計方法論。
　
綠色設計以生態環境為關懷的標的，逐步演化而來的設計理念。3R（Reduce, Recycling, Reuse）也符合精實管理的精神，將產品全生命週期中不必要的浪費都去除掉，不失為一種對資本主義急遽擴張年代的反省。惡性競爭下所過度消耗的能、資源，產出了有能力負擔的消費者所消耗不掉的產品（甚至排擠了沒有能力負擔者的生活必需品），場上競爭的業者基於恐懼落後的過度投資，所形成的惡性循環，造成了地球難以負荷的發展。近年來，台灣紡織業在3R理念的驅動下，展開了一波又一波的產業復興之路，即將落幕的里約奧運田徑場上，少見的是台灣選手，但無處不見的是台灣機能性紡織品伴隨著各國選手馳騁，奪牌的榮耀披戴著台灣機能性紡織品的榮耀一起名垂千古。從材料創新著手的循環經濟，應該給非紡織產業上了最重要的一課。
　
通用設計的研究歸納了七個原則：公平性（Equitable Use）、靈活性（Flexibility in Use）、易操作性（Simple and Intuitive Use）、易感性（Perceptible Information）、寬容性（Tolerance for Error）、省能性（Low Physical Effort）、空間性（Size and Space for Approach and Use），這些原則是以使用者的觀點為出發點，對生活的空間與使用的器物進行的設計工作。一方面體現關懷與愛的當代普世價值，另一方面擺脫生產者導向的設計，已成為這個時代的特徵。今年台北「世界設計之都」的開幕晚宴上，大會頒發「社會設計」的獎項給全球優秀的設計團隊，見證了設計在人類社會中更多層面與更高層次的滲透。設計，以難以想像的方式演化中。
　
今年五月，曾帶了中華卓越經營協會的一團朋友到舊金山灣區參訪「設計」。在設計思維的發源地，Stanford大學的d.School與舉世聞名的IDEO公司待了一整天，整套創新的手法是以同理（Empathy）啟動的。如果我們只把自己的腳放在別人的鞋子裡（Put your foot in other’s shoes.），就過度簡化同理的方法論，設計思維從使用者經驗的「說什麼？」、「做什麼？」、「想什麼？」到「感覺什麼？」四個象限的深度探索，設計師或創新者試圖同理使用者的使用經驗。不斷精進的不僅是產品，應該是生產者對消費者付出的關懷。同樣的關懷，也該投射在對自己、對他人、對環境、對生態的具體行動上。這一次的再工業化，因著主客易位，顯著地迥異於上個世紀的兩次再工業化進程，把「人」置於所有經濟活動的核心。
　
有趣的是，和我同去灣區的同事私下問我：「同理心真的能培養嗎？」我相信是可以的，但時間和苦難是培養同理心的關鍵，而不是教育訓練的課程。人都是趨吉避凶的，從人生十常八九的不如意事中提煉出同理心，是逢凶化吉的過程，對台灣的業者而言，也是發展出具備「關懷力」的經營所必要的。僅僅為了開發新產品或新服務而運用的同理心，會匠氣十足。
　
匠、師、家三者的差距豈能以道里計？真正同理的流露是源自於自己曾經有相同經歷所投射出的反省與改變的努力，而通用設計與設計思維的片段流程，只不過是希望能發揮移情效果，將不發生在自己身上的當事人經歷化約為設計的養分，將方法內化、昇華為人性良善的展現，才能從匠升格為師、甚至家。
憐恤人的人，有福了！被憐恤的人也有福了，因為他們從存在的空間到使用的器物，都得到尊重。人類所處的環境生態也有福了，人從掠奪到珍惜、甚或發揮創意，從生命週期的侷限到生生不息的循環。

當下的台灣及台灣廠商，都有「搶救」出口的必要，奧美集團董事長白崇亮今天指出，實際上，整個世界在政治、經濟、社會和科技上，已迅速顛覆了傳統，現在全球市場已從理性經濟進入感性經濟，台商卻仍只發揮擅長的理性製造，從生產到銷售的整個過程中，台商只拿得到一成多的獲利，其餘近九成的利潤都平白被拿走了。

2016年里約奧運登場，於台灣時間昨天開幕，雖然自茲卡疫情與恐怖攻擊的威脅陰影下，巴西今年的門票賣得並不理想，但南美人的熱情依舊，炫麗的巴西嘉年華自然是不能少的！未來兩週，運動迷可以透過多元媒體，享受四年一度的夏季奧運賽事。運動在近年來成為一股新的趨勢，有健康、也有時尚，全球掀起運動風，從巴黎時裝周走秀的模特兒，到精品的品牌行銷上，都少不了球鞋。Under Armour創辦人Kevin Plank20年前是美式足球球員，深受棉質T恤在流汗後變得笨重而不利於運動的困擾，為了改善而研發機能性運動衣，從第1代至今已改版了超過60代，致力做要做到最好，這個精神已使UA在2014超越Adidas，成為全美第二大運動品牌，也奠定了台灣機能性紡織品在全球運動界不可取代的地位。「機能」也將在台灣紡織業研發的引領下結合「智能」，成為下一波的全方位時尚。在今年的奧運場上，台灣選手的身影或許不多，但台灣機能性紡織品卻隨處可見。
　
從美國NBC、英國BBC到日本NHK，利用正夯的科技，如虛擬實境（VR）和無人機空拍等記錄精彩畫面，以4K超高畫質（UHD）戶外巨型銀幕捕捉每一個細節，讓無法親臨現場觀賽的運動迷以嶄新的觀賽體驗，不致錯過任何一個世界上最偉大的運動家精神。除了激烈的運動賽事外，運動賽事背後的龐大商機，是自1984年的洛杉磯奧運後，奧運行銷（Olympic Marketing）成為一個專有名詞，泛指奧運結合商業模式的整體企劃內容，其內容牽涉城市行銷、文化歷史、產品行銷、商標授權等複合式經營，近年來更是成為世界博覽會之外，最重要的科技競技場，擺脫CES或Computex這類靜態展會，將科技完全融入生活的各個層面，以穿越虛實的運動選手和競技場域，交織而成的未來，仍在演化中。
　

上週陪著工業大數據專家李傑教授輔導廠商，共度了超過一個工作天的時間。除了在各家廠商中講述的主導創新（Dominant Innovation），聽他講最多的應屬美國第一夫人Michelle Obama在今年民主黨全國黨代表大會中的精彩演說，以及在白宮從事演說稿的那些撰稿人（李教授的二女兒曾在白宮擔任撰稿的實習生）。利用週末查了一下這篇橫掃全球的演講，果然是令人折服。一篇民主黨代表大會演講不僅使蜜雪兒成為美國政界的一顆新星，可能在下任（或下下）總統大選成為代表民主黨的候選人；更重要的是，她在一片民粹操作的社會對立與負能量淹沒中，以清晰、簡單的一句話「Our motto is: When they go low, we go high.」，高下立見，急速拉開從政的檔次與對手的差異。

這些年來，台灣往往受到抽象論述未能充分實踐之苦，好的立論至終淪為一場幻滅，甚至成為酸民的激言譏語。「文創產業化、產業文創化」即為其中非常具代表性的一例。隨著新政府端出五大創新產業與外加的新農業與材料，文創一方面在這些年來進入大街小巷、滲透食衣住行，一方面又逐漸在被矮化、窄化與醜化聲中，文創已漸漸失去二十一世紀初帶動經濟發展的憧憬與魅力，在不斷推陳出新的政策浪潮中遭到淹沒。但事實真是如此？抑或，在許多誤解或刻意操弄下，造成了一個潛在的發展引擎失去了動能。
　
或許除了台北市民或設計界的朋友還在關心，2016年世界設計之都（World Design Capital）在台北，可能在整體台灣社會並未掀起什麼漣漪。今年3月18日的設計之都國際晚宴上，國際工業設計社團協會以「社會設計」為理念，頒發兩項社會設計獎項：「世界設計影響力大獎」與「金點設計獎年度特別獎社會設計獎」，彰顯在地臺北市與全球主要城市的同步努力。台北世界設計之都以Adaptive City為題，主題富含想像空間。一個調適中的城市，必須克服現有資源的侷限性，為空間中的公民求新求變，打造具備承載未來的前瞻城市。設計走出了傳統的產品與視覺領域，與各種難解問題的結合，包括城市規劃，成為創新的關鍵環節。
　
目前的城市規劃已沿用多年，不符合氣候變遷、生活型態改變與產經發展後的嶄新需求：強降雨造成了日據時代所規劃的下水道排水功能失靈、高（甚至超高）齡社會的快速來臨造成許多當前生活空間的不友善、二十年來工作機會集中於都會所衍生的心理空間壓縮，只是千頭萬緒的人類挑戰中，少少的幾項。都市更新在台灣受族群對立與刻意炒作的放大，使得城市對於未來生活的承載力道越來越薄弱。城市的脆弱性展現在各個方面，包括了近年來受政治難民效應傳導，頻傳在各歐美城市的恐怖攻擊。城市能否發展為能自我調節的生活與生產空間，挑戰著台北今年的設計之都所要向世界展現的未來想像。
　
調適的能力代表一個主體改變的彈性與承載的韌性（Resilience），改變是新常態，關鍵在於因應改變而作出的改變，即便「以不變應萬變」也應該是經過審慎評估後所做出的應變決策。變與不變的決策與行動，轉化為韌性的軌跡，使得個人、廠商、社會、或整個人類的前途，在槍林彈雨的匍匐中繼續前進。IBM董事長兼執行長Sam Palmisano於2008年倡議的智慧地球（Smart Planet）一舉將對人類智慧社會的想像拉升到整個地球的層次，引發許多正面與負面的不同評價。但就一個可操作的層面而言，智慧城市應該是適當的規模，從城市治理的各個面向，從治安、交通、建築、居民生活的大小事，若適度在此一波消弭風險的需求中所進行的都市更新，導入智慧化的解決方案，也不失為一個全面調整產業結構的良機。
　
在Thomas Friendman「世界是平的」一書風靡全球之際，另有一個世界是尖的（The World is Spiky）理論架構，在文創圈外幾乎鮮為人知。提出相關研究的Richard Florida提出創意城市的3T發展模式：Talent, Technology與Tolerance（人才、技術與包容），這三者在台灣令人憂心的程度節節高昇，台灣的包容度可能舉世無雙，其次是台灣技術的導入速度高過創新速度，但人才外流的速度已成為台灣人才存量的最大危機。文創的產業化，十多年來雖然產值不高，但確實帶動了不少小微企業的發展，也提升台灣的生活美學成為華人社會的標竿。但產業的文創化，除了一些廠商在國際設計競賽中屢獲大獎外，對產業活動中的附加價值，貢獻的辨識程度仍待提升。
　
當全球各界運用設計思維來解決個面向的問題時，台灣應將文創對產業貢獻的關注重點，從直接的產業效益轉向間接的產業效益，好好思考如何整合沒有政策支撐的「文化創意」與當前的創新產業政策，發展出善用創意階級（Creative Class）的創新經濟（Innovation-Driven Economy），才不致淪為空泛的畫餅充飢或圈地蓋樓。在檢視創新產業的內涵時，空間與產業必須進行融合，「文化創意」不應該是「挑戰2008」的舊政策，而應積極擴張文創化的間接經濟效益，並融入新的智慧化思維，才能擺脫政策的線性關係，打造台灣在推動產業政策時的完整生態體系。

李傑教授的新書「工業大數據-工業4.0時代的智慧轉型與價值創新」於上周發表，我很榮幸應天下出版社的邀請為新書寫序，我第一次見到李教授是在十四年前，浙江大學舉辦的學術研討會上。當時，對我而言，聽他說那些嶄新的服務模式，實在覺得很炫。多年後，再度見面、甚至衍生出非常緊密的合作關係，是拜工業4.0之賜。這幾年在國家實驗研究院的工作，讓我有機會站在科技的最前沿，觀賞再工業化的浪頭拍打在各國的沙灘上，無論先進國家或新興工業化國家，均將難以略過這一波的工業革命，精彩至極、卻也怵目驚心。如天下雜誌在最新一期「58秒的競爭」封面故事中，以清晰的文字敘述新時代的來臨：「工業4.0帶來客製、高效，但工業4.0不等於自動化，而是商業模式的徹底改變。今後將不再有製造業，而是製造服務業—從研發設計到生產交貨，生命週期的全程服務。」
　
台灣聽眾喜歡聽新的，但李傑教授講來講去，還是在重複他的蛋黃（看得見的）與蛋白（看不見的）。多聽其實無益，關鍵是做到了沒有？聽了，不見得懂；懂了，不見得有決心做；做了，還要耐性等待收割！李傑教授長年奔走於美台之間，我們欣見他所說的已不再均為國外的案例，據以實踐的廠商，如在新書發表會中參與論壇的高聖精密機電，在受惠後搖身一變成為福音的宣揚者。台灣業者在過去一年來，在各方推動與宣導下，觀念已有明顯的轉變，蠢蠢欲動的導入評估者也不乏其人，這是好的現象。但台灣以中小企業為主體的產業結構，需要有屬於台灣原生的導入策略，否則，只會淪為在全球鬧嚷中，隨著搖旗吶喊，甚至錯失了導入的方法與時機。
　
近來，我們關注台灣欠缺工業4.0軟體人才的窘境，一番努力似乎見到一點曙光。人才，也分看得見與看不見兩個層面：站在台北街頭，雖不若在北京或上海的鬧區，目光所及皆萬頭鑽動，但看得見的熙來攘往也挺壓迫的。但在台灣，工業製造廠商眼中的人才（可望不可及的），和零售與餐飲商家眼中的人潮（看得見的）相較，恐怕感受不是壓迫、而是急迫！多年來，台灣業者深受各廠牌控制器的訊號不聯通所苦，所以，從去年生產力4.0啟動後，大多心力還是花在克服前述的障礙上。但這些努力即便有效跨越，還只完成D2D（Data to Decision）的半個循環而已，若沒有工業大數據的分析，看不見的部分仍然對決策者無感，也無從提升台灣競爭力至這一波工業革命所達到的水準。從研發設計到生產交貨的全生命週期服務，靠得是一段又一段流程中的軟體人才，以及串連全週期的軟體人才，台灣的缺口非常、非常大，而且相較對岸，我們起步最少晚了五年。
　
在同仁的堅持與推動下，已有中正大學教授答應在下學期開始根據國際大廠的規格開課，接下來包括逢甲、虎科大、勤益科大等校成為我們拜訪與請益的對象，希望這些苦功能為台灣打造硬底子的工業人才，邁開顫顫巍巍的第一步。如同李家同教授去年十一月在天下刊出的專訪，回顧多年來推動的「深耕工業基礎技術專案計畫」，樓要蓋得高，地基必須挖得深；樹要長得高，根要往下探到底。國家工業的發展亦然，想要成就頂尖的工業實力，一定要先把基礎技術打得穩固又扎實。製造業與工業，相去何以道里計？製造業思維還是李傑教授所說的蛋黃，是看得見的、邊際價值遞減的思維，工業才是李教授所說的蛋白，是看不見的、邊際效益遞增的思維。台灣下一個關鍵人才就是工業的軟體人才，是有能力貫穿產品與服務的全生命週期，貢獻專業領域知識（Domain Know-how）的軟體與數據分析人才。
　
台灣迄今，多的是製造業、少的是工業，在翻轉的過程中，不僅廠商需要換腦袋，大學教授、學生與家長都需要換腦袋、也要換方法，瞭解與看重新時代的能力組合，才有可能協力養成「再工業化」所需要的關鍵人才。了解台灣進入工業化的關鍵者，需要抱持如同宣教士一般的熱情，不斷在溝通的挫折與初期資源的短缺中，仍不放棄，讓台灣在這一波的激烈變動中順利翻轉，擠身工業強國之列。

相信一句老話「有關係就沒關係、沒關係就有關係」，是放諸四海皆準的道理，也是知易行難的。現代社會受到資本主義的影響，競爭取代了合作、也造成人際關係的疏離。但互聯網改變了年輕世代對於關係的概念，開源軟體、開放式創新、分享經濟等迥異於工業經濟與資本主義年代的思維，強調開放的合作關係，不若過往的功利計較，人和人、廠商和廠商似乎有一種新的可能，在競合中發生。但要建立一個具有互信基礎、可長可久的合作關係，亦非一蹴可幾的。互信的基礎與互助的實踐，輝映出人性的善與商業的競合並不違背。
　
一般人認知上覺得要讓農業有起色需要做的是拓展行銷通路，然而，實際調查的數據完全顛覆傳統認知；排序第一是交朋友，第二是技術交流，第三是課程學習，而行銷則已排序到第五。一切從交朋友這件事情開始，由將近200位有志務農的年輕人組成的全國青農協會，從交朋友、吃吃喝喝開始，進而建立彼此的信任感，藉由前端的互動及信任機制建立，後端的合作與磨合時間相對就縮短許多；九成以上擁有大專以上學歷的會員，充分運用過去學校所學的知識融入工作價值，從產業鏈到價值鏈，從種苗生產到經營管理甚至於到行銷端；現行農業已經不是有兩把刷子就可應付得來，甚至要將十八般武藝全用上才足以因應。因此，協會將會員的專業進行分工，工業工程專長的，安排於協助IE或是生產排程的作業；學行銷的，則去負責後端的行銷、企劃、規劃等幾個階段。這個協會的規模越大，所產生的網路外部性效益越強；參與的專業越多元，能解決的問題就更全面，十分奇特的去中心化模式，實現了產銷體系的群聚效應。
　

設計在這幾年爆紅，十分令人意外！但深究全球教育、產業、經濟、社會、政治的重重挑戰，設計思維在各種場域成為廣泛採用的創新手法，藉以引領各國邁入下一個可能，若明白設計的真諦，設計爆紅就似乎理所當然。再加上設計思維五個步驟的第一步「同理」（Empathy），正扣合第四次工業革命以人為本的核心價值，設計正是邁向未來的通道。
　
昨天在冠蓋雲集的台中清新溫泉飯店，參加「前瞻智慧機械與航太，提升台灣競爭力」論壇，上銀卓永財董事長以芬蘭科學院Rainco Vayrynen院長2006年的一句話總結：「未來不是以前瞻來創造，而是透過實際的行動。」誠哉斯言！因為高瞻遠矚這個成語在目前能見度不佳的時代裡，彷彿是可望不可及的目標，而未來，還是得要以各種方法開創。因此，設計思維手法在Stanford的光環下，得以快速滲入各個領域。但如同五月造訪Stanford d.School時，執行長Bill Burnett所告訴我的，d.School是一所沒有設計師的設計學院，而是以設計思維的方法吸引來自各個領域的專家在此場域，一起「設計」解決方案，迎向未來。
　
胡思亂想以說文解字的手法拆解設計的英文Design，可分解為De-的字首與Sign的字根。Sign有符號的意義，在人類社會中，處處可見的是「符號」。難以判斷一個人的內在，我們往往以他人身上的行頭品牌秤斤秤兩、掂一掂對方在自己心中的份量，無論是學歷或經歷，處處可見符號的痕跡，符號區隔了階級，也逐漸製造了對立。符號無所不在，從抽象的概念到具象的品牌，在不經意之間一切的價值與關係就微妙地被決定了。而De-字首意味著去除(Remove)、分離(Separate)或解除，解構主義De-constructionism就是要解除結構的思想與行動。若把De與Sign合體，「設計」擁有一個遠超過大多數人對她偏誤認知的生命力，傳遞富含創造性的方法與過程；若設計是解除符號表象的過程，與大多數人以為設計是包裝美化的刻板印象，完全南轅北轍。
　
我在研究所學工業設計時，一直對「圖像識別」這門功課似懂非懂。Pattern Recognition這個概念橫跨許多領域，在不同專業中都有不同的詮釋，甚至，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人工智慧這麼高深的數學模式都與圖像辨識脫不了干係。研究所畢業三十年後，我在多年的工作實戰經驗中，越來越體會圖像辨識對工作績效的影響。即便在影像處理的電腦科學裡也必須處理的形態學（Morphology），哲學層面上，有形而下的實踐、也有形而上的理念，穿越了務實與務虛之間，構成了人類社會進步的動力。形態學在教育學、生物學、社會學與電腦科學理論都扮演著非常關鍵的角色，近年來影響深遠的體制主義（Institutionalism）將組織理論聚焦於同構（Iso-morphism）的探討，此Iso非彼國際標準組織的ISO，談的是結構的趨同過程。
　
前述的理論根源居然是「形態」，而虛的「形態」決定了實的「型態」，德文Gestalt的深度遠超過一般人理解的型態，在實的創新或型態被一般大眾辨識之前，必須有一群先驅者將虛的圖像或形態辨識出來，以創造性的努力過程將實的符號（型態）證明出來。我歷經了三十年，才漸漸從生活與工作經驗中明白或驗證了圖像辨識的影響力。轉任教職後，告訴學生策略管理中的「願景」（Vision）就是看見一個未來的圖像，行銷管理的重點也不是定睛於大家都看到的市場，而是在消費者與競爭者都尚未「看見」那個市場之前，就率先投入，否則就犯了Theodore Levitt教授所說的行銷近視症（Marketing Myopia）。可惜，多數經營者還是落在看不見那些看不見的圖像、也無法將願景轉換為經營績效的困境中。
　
未來若以「解開符號」理解，設計從創新的最後階段，搖身一變成為策略展開時即需導入的工具。就設計思考的方法論而言，以人為本的同理所引領的策略制定與執行，涉及如何將對未來的想像以及朦朧的圖像，轉化成為逐漸浮現的策略行動，所有校準的標準就是「人」。在執行階段，同時不斷修正、校準工程圖與按圖施工所造成的落差，可能必須重新修正圖像、也可能是修正完成圖像的行動，在不斷的PDCA過程中，嘗試各種可行性與快速修正執行方法，都不斷面對解除表象符號與比對真實圖像的掙扎。
　
設計，不再是設計師的專屬工作，而是所有要遇見未來，或更積極一點，要開創未來的人必須投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