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經濟發展的轉戻點,一般咸信是在推動工業發展的過程中,於民國55年12月3日在高雄港成立了台灣第一個加工出口區。台灣在一個甲子前遭遇美國經援停止、國內資金短缺、人口快速增加、與農村勞力過剩四大挑戰,為因應種種產業經濟的需求,並填補當時國家經濟發展所欠缺的大量資金與高級技術,以「拓展對外貿易、吸引工業投資、引進最新技術、增加就業機會」為四大目標的加工出口區,集中統轄各相關機關行政權並簡化行政程序,開「單一窗口服務」的先河,後續的科學園區接棒,台灣產業一棒接一棒的帶動經濟與社會的發展。由台灣目前的成就反溯,許多人懷念那個極具挑戰的時代,政府與有為有守的政府官員所展現的睿智與執行力。
 
根據波士頓諮詢公司2015年中的一項研究報告顯示,美國製造商品的平均成本只比中國高5%,進一步由於生產技術的精進,美國製造的成本將於2018年比中國便宜2-3%。美國財富雜誌也推估部分在華組裝的美國企業開始撤回美國生產,將逆襲中國大陸的產業,並重組全球供應鏈。這個供應鏈重返美國的政策係屬於歐巴馬「再工業化」大策略中一環,深深地改變了過去二十年的全球製造版圖。美國2011年推動AMP(先進製造業夥伴)振興製造業計畫,源自於美國總統科技顧問委員會6月24日提交的「確保美國在先進製造的先導地位」報告,強調產官學合作,以振興美國正在衰退的製造業能量,於4年間投入5-10億美元推動,當時設定的四個領域與目標為:強化攸關國家安全的關鍵產品的本土製造能力、縮短先進材料由開發到推廣市場應用的時間、開發下世代機器人、與研究開放創新的節能製造技術。
 
早在一九八〇年代,就有一批美國學者為文警告,伴隨著外包(Outsourcing)的新營運模式與離岸生產(Offshoring)的全球佈局,美國製造的競爭力已逐漸下滑。亞洲世紀的崛起意涵著美洲霸權的殞落,這記警鐘直到2008年金融海嘯才敲醒美國正視中國崛起後的全球再平衡,與美國槓桿在互聯網的優勢啟動再工業化。一九四七年,杜魯門的圍堵政策以軍、政拉動了社、經,造就了亞洲四小龍這些美國盟友在西太平洋的一片盛世。近七十年後,跨太平洋夥伴協議(TPP)再度牽起盟友的手,這次防堵的不是社會主義赤化全球,而是比資本主義更資本主義的中國製造。
 
握有全球最優質人才的美國,以再工業化政策聚攏了最前沿的研發創新與生產製造,不到十年的時間就重返製造的榮耀;頁岩油(氣)破壞了阿拉伯世界的石油霸權,也不經意地顛覆了俄羅斯、伊朗、委內瑞拉等國的石油出口、雙率與國內經濟。機器人與積層製造這些新興科技還沒發威,僅僅倚賴新能源技術的開發與供應鏈回流的引導,就已經大幅重振美國的產業競爭力。台灣難以比擬資產雄厚的美國,限制條件較多的大環境中,也有自己的選項。
 
六十年前的加工出口區,顧名思義包括了「加工」與「出口」兩大策略,以準自由貿易區的機制瞄準全球市場。六十年後,台灣的產業形態與層次更加複雜,技術層次從當時的輕工業初級加工到目前的高科技(半導體、生物科技等),個別產業所瞄準的海外市場在跨境電商的推波助瀾下,挑戰更顯多元。當年還掙扎於從大躍進這個失敗政策中恢復元氣的中國大陸早已非吳下阿蒙,搖身一變成為台灣資訊電子產業的客戶。激烈的變局中,台灣一優四劣:優勢在於台商全球調度資源的能力無庸置疑,但劣勢包括創新能力難以展現在規模經濟中、精實管理還有精進的空間、製造在追求智慧化前還有許多精密的課題待補、雲端控制實體的軟體能力則可能是未來競爭力的最大罩門。
 
未來幾年,自由經濟區與區域經貿合作如何推動?五大創新產業該如何配置資源?能源結構如何快速調整?網羅全球人才如何與在地就業困境脫鉤?資本市場(或政策有限的資源)如何導入強化競爭力的領域?如何掌握互聯網+所提供的外部規模機會?同步解決這些問題的策略選項將是台灣能否成功地再工業化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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